1996年12月，北京，邓小平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。病房里没有会议桌，也没有讲话稿，陪伴他的主要是医护人员、家属和工作人员。这个曾经在重大关头作出决断的人，晚年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、慢慢地看。 住院前，邓小平的生活已经很规律。早餐通常是牛奶、鸡蛋和面包，上午散步，闲暇时读报、查字典，有时翻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，也爱读《聊斋志异》。桥牌、游泳和足球，曾是他生活里的调剂；年纪大了以后，能在院子里走上一段，便已十分难得。 病情恶化后，这些简单的日常也变得困难。呼吸急促，咳嗽频繁，进食和吞咽都受到影响。医护人员发现，他很少主动谈及病痛，更多时候只是闭目休息，或者用眼神示意身边的人。 有意思的是，病房里的电视曾播放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《邓小平》。屏幕上，那位熟悉的人物缓缓走来，护士靠近他的耳边，一句一句转述画面中的声音。邓小平听清后，认出电视里的人就是自己，只轻轻应了一声：“哦。” 片刻之后，他嘴角露出笑意。那不是对功绩的回顾，也不像是在评价自己，更像是一个老人面对往日身影时自然流露出的反应。纪录片继续播放，他没有要求停下，只是安静地看着。 病房里的医护人员长期承受着紧张压力。邓小平有时睡得很久，有时却异常清醒。病痛发作时，他依旧少有呻吟。护士黄琳后来回忆，大家都知道他十分难受，但他往往一声不吭，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。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医护人员问他：“小平同志，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 邓小平回答：“该说的都说了。” 七个字，语气平静，却与他一生的处事方式相吻合。他并不习惯把话说得铺张。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军事判断，还是后来面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选择，真正重要的内容，往往都落实在行动和制度安排中，而不是停留在口头表达上。 1997年春节前后，医院南楼一片安静。2月6日是农历除夕，工作人员在餐厅包了饺子、准备了几样菜，医护人员一起吃了年夜饭。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愿望，希望病情能够出现转机。大年初一，家属和工作人员陪在病房附近，谈话明显少了许多。 病情没有因此缓解。2月19日，邓小平的呼吸功能严重衰竭，抢救持续进行。当天21时08分，邓小平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医院随后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，相关治丧工作迅速展开。 2月24日清晨，送别的人群聚集在北京西郊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道路两旁。有人从工厂下夜班后直接赶来，有人从外地乘坐长途列车抵达北京，也有人带着孩子站在路边。许多普通人没有准备长篇悼词，只带来一束鲜花、一朵白花，或者一个写着话语的小花圈。 道路上，车辆纷纷停下。北京大学学生捧着遗像，医务人员整齐列队，执行过警卫任务的武警官兵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人群很少喧哗，更多时候只是默默等候。灵车驶来时，许多人脱帽肃立，低声抽泣。 1984年10月1日，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中，北京大学学生曾打出“小平您好”的横幅。十三年后，送行队伍中又出现了“小平您走好”的字样。两句话出现在不同场合，却都来自群众对这位领导人的直接称呼。 这场送别中，既有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战士，也有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；既有来自农村的老人，也有普通工人和基层服务人员。他们记得的事情各不相同：有人记得农村改革带来的变化，有人记得城市生活逐渐打开的新局面，也有人只是记得电视里那个总是神情坚定的老人。 9时51分，灵车驶入八宝山革命公墓。道路两侧的人群仍久久没有散去，有人把胸前的白花系在树枝上，有人举起孩子，让孩子再看一眼灵车经过的方向。没有大型仪式性的喧闹，只有一段漫长而克制的告别。 邓小平生前曾交代后事：捐献眼角膜，遗体供医学研究，不保留骨灰，撒入大海。3月2日，按照他的遗愿和亲属意见，骨灰在北京举行告别后被送往西郊机场，随后由飞机带向大海。 中南海、怀仁堂和机场当天都保持肃穆。家属捧着遗像和骨灰盒，工作人员、解放军指战员列队相送。飞机离开后，骨灰与花瓣一同撒向海面，没有墓碑，也没有单独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存。这个安排，正是邓小平本人早已作出的选择。 特别